薛宣任左冯翊时,冬至属吏张扶在官署处理公务不愿休假,薛宣对他进行了教导,让其遵守冬至官吏休假的法律,并表明礼仪和社会道德规范需要通行,官署虽然有公职事务,但家里也盼望私人恩意。薛宣若得知郡中吏民罪名,便告知该县长吏,让其进行处罚,并让其明白郡府是不想贤良令长的名声受损,所以才没有揭发检举有罪之人,代替县里治理。长吏皆又喜又惧,拜谢薛宣把恩德归与他们并接受训诫。薛宣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训诫属下,既让属下认识到自己的不妥之处,又让其对自己心怀感激。朱博担任琅琊太守时,对于竭尽才力且治理有成效者,必给予丰厚的奖赏,对于心怀欺诈且不称职之人,则立时惩罚。
姑幕县有八人在县廷杀人,均未被抓获
长吏、贼曹掾史、功曹诸掾皆至太守府上报此事,太守府却一直没有指示下达,直到府丞亲至,长官朱博才拟出檄文通告姑幕令丞,责备游徼王卿失职,没有尽力抓捕盗贼。檄文一到,王卿心有恐惧,昼夜奔走,十几天里抓获了五个人。朱博又下文书夸奖王卿恪尽职守,竭诚奉公,并且要给王卿记录功劳,让其再慢慢捕获剩余几名盗贼。
对于不尽力奉公的属下,朱博可以毫不留情地批评,但当属下改正之后,他又能不吝夸奖,如此张弛有度,自然使得属吏为其竭尽才力。以上这些官员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训诫属下官吏不德行为,体现了不同的御下风格,规范了属吏的道德素质与职业素养,使得属吏能够忠诚奉公,从而更好地辅助长官教化百姓。总之,郡县长官通过正面引导、侧面惩罚等方法来规范属吏的道德行为,其目的便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操持属吏,使得属吏与自己形成一个荣辱相依的命运共同体,从而加强自己维系地方势力、联系朝廷和地方豪强的能力。
吏民关系
董仲舒说:“今之郡守、县令,民之师帅,所使承流而宣化也”。也就是说,郡守、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和表率,有引导、教化百姓的职责。而西汉政府尤其是在武帝“独尊儒术”之后,儒家的道德规范得到重视和大力推广,为了响应国家的政策,郡县长官在教化百姓时也重视起对其道德的教化。
官吏对百姓道德的教化
文翁为蜀郡太守时,宽仁爱民,喜欢以政治教化治理蜀郡百姓。他在成都建立学官,招收各县子弟为学官弟子,免除其更赋徭役,且学习成绩优异者可补郡县官吏,成绩稍次的可担任孝悌、力田等乡官职务。他还经常让学校中的年轻学生帮忙处理政务。每次外出巡行各县,文翁便让很多通晓经书、品行端庄的学生与他一同宣扬教化政令,出入郡县官衙。几年之后,县邑吏民都争着要成为学官弟子,从此教化盛行,蜀郡的风气也大为改变。
文翁教化蜀地的手段非常高明,他通过学官培养受教化的子弟,因为教化内容多为儒家经典,这就相当于对这些子弟进行了儒家道德教育,然后再带领这些子弟宣扬教化,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教化的范围更广,毕竟有那么多人辅助文翁,可以进行比较大范围的教化,另一方面,这些子弟都是本地人,更了解本地的风俗,当地百姓在心理上也比较亲近他们,因而更容易沟通,提高教化的质量。此外,文翁还提拔这些子弟与属吏,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务的处理,还有利于激励百姓顺从教化并且努力成为教化的施行者,如此循环往复,蜀地的风气自然改变。
“孝”主要指卑幼对尊长的孝顺
西汉提倡“孝”的同时也重视尊老,因为倡导尊老有助于推广孝行,二者相辅相成。西汉统治者就曾多次下诏赏赐老者、给予其某些特权,如赐王杖。尹湾汉简集簿记载,成帝晚年东海郡“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,”受惠老者还是挺多的。黄霸在担任颍川太守时,曾让邮亭乡官皆畜养鸡和猪,以此来赡养鳏寡贫穷之人。郡里鳏寡孤独者去世后若因没钱而无法安葬,由乡吏上书告知,黄霸皆能为其分别妥善处理,告其某处有树可以为棺,某亭有猪子可以宰祭,“吏往皆如言”。黄霸通过让邮亭乡官畜养鸡、猪的方式来赡养鳏寡孤独者,既起到扶助弱者,稳定当地社会秩序的作用,又因为对鳏寡孤独者的特别照顾,为百姓尊重、关爱鳏寡孤独者作了示范,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风气。
前面说过,西汉的思想家很重视“礼”,贾谊认为“礼”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,董仲舒也指出“礼”可以“慎主客、序尊卑、贵贱、大小之位,而差外内远近、新故之级者也”。所以,“礼”的落实有利于维持统治秩序,而地方官员在教化百姓时也重视“礼”的培养。韩延寿为颍川太守时,“教以礼让,”担心百姓不听从,便召见受乡里信任的郡中长老数十人,共同议定嫁娶、丧祭的礼仪和等级,基本依据古礼,不逾越法律限度。韩延寿让文学校官诸生戴皮弁,手执俎豆等礼器,为吏民主持丧嫁娶礼。百姓遵照他的教导,把送葬用的仿制车马弃于市道。
几年后,韩延寿徙为东郡太守
黄霸代替他治理颍川,黄霸沿用其法,颍川大治。韩延寿做官每至一处必聘请当地贤士,以礼相待并任用,广泛采纳其谋议、谏争;推崇行丧让财,表彰孝悌之行;“修治学官,春秋乡射,陈钟鼓管弦,盛升降揖让,及都试讲武,设斧铖旌旗,习射御之事,治城郭,收赋租,先明布告其日,以期会为大事,”吏民皆敬畏不已,遵守规定。此外,他还任命正、五长,作为孝悌之表率,不得姑息奸邪之人。闾里仟佰若有事故,官吏便会接到报告,奸人便莫敢入此地界。这种做法虽然开始繁琐,但其后吏卒不用辛苦追捕罪犯,百姓不用担心受刑,皆安于这种治法。韩延寿教民以礼,宣扬孝悌,吏民皆遵守规定,百姓生活井然有序,当地社会便也安定和谐。
此外,韩延寿在教化百姓时,还通过树立典型、表彰的方式为百姓示范,如他表彰孝悌之行、任命正、五长为孝悌表率,这有利于激励百姓努力向善。除了地方官吏教百姓向善,一些未入仕的君子也在民间宣扬伦理道德。如,严君平在成都卜筮,他认为:“卜筮者贱业,而可以惠众人。有邪恶非正之问,则依蓍龟为言利害。与人子言依于孝,与人弟言依于顺,与人臣言依于忠,各因势导之以善,从吾言者,已过半矣”。严君平虽然没有入仕,但也利用自己职业之便引导人们向善,以微薄之力激励世俗。
官吏掌管一方事务不可能只有正面教导,恩威并施才能取得好的效果。西汉思想家也普遍认为,治理国家应该坚持“德主刑辅”、“德刑并举”的原则。所以,一些地方官员采用制裁、惩戒的方式来规范百姓的道德生活。汉元帝初元年间,王尊被举为直言,升任虢县令,后又管理槐里,兼管美阳。春正月,一美阳女子告其养子不孝。王尊听说后,派遣吏卒将其养子捕来审讯证实,养子都招供了。于是王尊派人把不孝子悬于树上处以磔刑,让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他,吏民皆惊骇。
结束语:
对于美阳女子状告养子这件事,王尊的处罚可谓是非常重了,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养子行为确实过分,另一方面是西汉重孝,对于不孝行为的容忍度很低,所以处罚非常严重(如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·贼律》规定,父母若告子女不孝,其子女要被处以弃市),且重罚不孝行为也是在向百姓宣告“孝”的重要性,警示百姓不要逾越法律,做出不孝的行为。这无疑对规范百姓道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地方长官训诫不德属吏、惩罚不法百姓,不仅从侧面让吏民认识到伦理道德的重要性,并且也规范了他们的道德生活,警戒了其他吏民,对于维护本地治安,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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